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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全球最大的超級HR 中組部是如何選拔官員的?


  《職業經理人周刊》   獵頭班長v微博   微信:AirPnP   201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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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中共中央頒布了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這是該條例時隔12年后首次修訂。舊版條例的“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一般應當從后備干部中選拔”,在新版條例改為“注重使用后備干部”。也就是說,后備干部作為班子成員來源的慣例已發生變化。
后備干部的選拔和培養,在干部青黃不接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曾被視為關系到“亡黨亡國”(鄧小平語)的問題。
1984年,一份約1100人的省部級后備干部名單,即“第三梯隊”名單,由中組部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多年后,這份名單開花結果。第十七、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兩位之外,皆在名單之上。
鮮為人知的是,50年前的1964年,同樣由中組部操盤,實施了一項“接班人計劃”。遺憾的是,這項計劃因“文化大革命”而流產。
今天,后備干部的重要性已不像80年代那樣凸顯,中共在用人制度上面臨著新的挑戰:違規用人、暗箱操作時有發生,跑官要官、拉票賄選、買官賣官屢禁不止。習近平強調,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糾正用人上不正之風、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治本之策。
如何選人用人,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實行一黨執政制度的國家來說,始終是一項關鍵任務。中組部自身也處于巨大的變革之中,面臨著更公開、更透明的壓力。它又將如何應對這樣的挑戰?
中組部的辦公樓不掛任何招牌,辦公電話沒有列入公開的電話簿,從樓里打出的電話不顯示來電號碼,只有一連串的零……這個中共執政系統中最核心、外界眼中最神秘的機構之一,這個全球最大的超級HR,是如何運作的?
作為這座曾獲得中國建筑工程最高獎——魯班獎的建筑的設計者之一,華東建筑設計研究院總建筑師汪孝安曾將業主的設計要求概括為:“民族風格與現代風格相結合,莊重、實用、不豪華。”
在樓內辦公的中組部又何嘗不是這樣?
作為幾乎與中共同時誕生的部門,中組部在過去90年間,形成了一套完整、嚴密的工作體系以及獨特的文化氛圍,成為中共執政必不可少的核心機構。但同時,隨著時代的發展,它又處于一個巨大的變革之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有人將中組部比作全球最大的HR(人力資源部),管理著全國8000多萬黨員、大約60萬黨政領導干部。但這項工作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顯然是跨國公司的HR無法想象的。
1 干部職務名單制的建立 中組部雖然成立很早,但正規的工作業務和工作秩序,一直到解放戰爭時期才建立起來,而真正成型,則要推遲到解放后的50年代。
1948年10月,毛澤東給當時的中組部部長彭真寫信,要求中組部應給各中央局、分局組織部門發一個通知,規定請示報告制度,并不斷督催,以建立起中組部的業務。11月,中組部發布了《關于組織部門業務與報告請示制度的通知》,在彭真的領導下,由安子文具體負責,開始大力建設中組部的機構和業務。
建國以后,時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的安子文,向毛澤東和劉少奇建議,“擬仿照蘇共的干部職務名單制的辦法”,建立中國的干部管理制度。按照這套辦法,黨、政和社會團體中,所有重要職務以及任職干部都必須登記在冊;調動任免時,需根據名單,對干部進行預先審查、選拔推薦、批準任命。
1952年,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從最初級到最高級的干部,每個人都要有一定的機關來管理。這個制度,我們稱之為干部職務名單制。”
1955年1月,中共頒布了第一份干部名單——《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職務名稱表》。這份名單囊括了當時地廳級以上所有干部,全部交由中組部直接負責管理。在組織系統內部,這些干部被統稱為“中管干部”。
從1955年9月開始,各個省和部委仿效中央,制定了各自管理的干部職務名稱表。全國逐步建立起了由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中組部和各級組織部統一管理的分部分級管理干部的制度。
一位曾在中組部工作多年的干部對記者說,簡單講,中國的干部管理體制就是兩條,第一條是“黨管干部”,第二條是“職務名單表”。各級組織部按“權限”,管理自己“名單”上的干部。“直到今天,這套制度基本沒有大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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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管兩級到下管一級 過去幾十年間,“名單”的范圍進行過幾次大的調整。

1984年,中央決定各級黨委對干部的管理由原來的“下管兩級”調整為“下管一級”。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對記者說:“除了省部級干部外,本來地廳級、司局級干部也歸中組部管,當時把這個權力下放給了地方。這樣,中組部就只管省部級干部了。”
隨著這次調整,中組部負責管理的“中管干部”人數由13000多,縮減到4200多,擔子一下輕了很多。
據當時中組部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文革”后經過撥亂反正,大批老干部恢復了工作,但當時還沒有建立起正常的干部離退休制度,干部數量增長過快,以致各級組織部門不堪重負。中組部統計顯示,80年代初國務院26個部委的司局級干部已達到1415名,比剛解放時翻了幾倍。
這位工作人員對記者說,建國初,各部委司局級以上的干部開會,一個懷仁堂就可以全坐下。等到打倒“四人幫”,開會就不得不去人民大會堂了。
1984年之后,“中管干部”的名單又經歷過幾次調整。期間,中組部一度曾將下放的權力收回,以遏制地方提拔干部失控的局面。80年代末,各級組織部門的管理權限開始步入常態,并延續至今。

關于現在中組部的職能范圍,英國《金融時報》曾做過這樣一個對比。

美國通用公司是目前全球員工最多的公司,它擁有75萬名直屬雇員,這個數字超過美國海軍和海軍陸戰隊的人數之和。此外,還有50萬名經銷商和150萬左右的廠商雇員靠它吃飯。但與中組部相比,通用公司HR的管理范圍不值一提。

3 后備干部 在建立干部職務名單制之初,中央就已經在考慮,將后備干部的培養制度化。
1953年,中央就提到要仿效干部職務名單制,建立后備干部名單制度,“將發現培養和提高后備干部的工作,看作各級黨委和一切管理干部部門的經常任務之一”。
改革開放后,培養接班人,成為中組部一項極為重要的戰略任務。中共元老、曾在延安時期擔任中組部部長的陳云曾多次強調:干部隊伍保持梯隊的結構,可以使黨的事業后繼有人,代代相傳。
1982年,在陳云的提議下,中組部成立了青年干部局(簡稱青干局),專門負責后備干部的選拔和任用。
青干局對后備干部的管理也是通過“名單”來實現的。中組部原青干局局長李志民對記者回憶說,到1985年,“名單”上的各級后備干部人數已超過了10萬。其中,中組部掌握的省部級后備干部1054人,各省組織部、各部委人事司管理的地廳級后備干部18000人,余下的96000人則是地市州組織部負責的縣處級后備干部。
不過,與“干部職務名單”不同的是,“后備干部名單”上的干部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在這份名單上。

4 談話與座談 組織部考察了解干部的方式很多,但最有效的手段卻是一種老式做法:與被考察對象談話。事實上,直到現在,與被考察對象談話仍然是組織部考察了解干部最主要的方式。

中組部原部長尉健行對組織工作有過這樣一段表述。他說,熟悉干部是組織部的職業要求,必須親自接觸、親自談話。別的方法都可以研究,但都代替不了親自接觸、親自談話這個方法。
前述中組部干部對記者說:“在我們組織部門的工作意識中,干部考察是否深入,談話的人數多少、范圍大小,是個主要的衡量標準。考察干部不談話或者少談話,這個考察就缺少有效性。”
據這位干部介紹,為了考察一名正部級干部人選,被中組部約談的對象有時可以達到上百人。“只要是被考察對象工作過的單位都要去,有工作關系的人都要找,一些有疑點的問題都要想辦法解開。”
1985年,為選拔北京市領導,中組部干部考察組與北京市委工業部一位副部長進行了一次談話。
這次談話的地點在考察組下榻的北京大都飯店,三名中組部干部參加談話,北京市委組織部的一名工作人員負責記錄。談話內容主要是被考察對象的工作、思想以及生活情況。
這位被考察干部從他年輕時的經歷,一直談到當前的思想認識,中間還回憶了他父親對他的影響。他提到,父親的問題對他影響很大,他屬于干部子弟里面從小就有自卑感的人,可能一生都要在父親的身影下度過。
整個談話中間,沒有誰提什么問題,只有被考察對象一個人在獨白。
直到今天,“組織部找談話”都是一件非常嚴肅、重要的事情。被考察對象說的每一句話,以及談話時所表現出的態度,甚至一個細微的動作表情,都有可能成為上級任免的依據。
談話中,有時還會讓被考察對象即興寫點東西,如開列一個自己讀過的書目、寫一個簡短的自我評價等等,以盡可能全面、詳細地掌握被考察對象的各方面情況。
座談會,也是組織部門考察了解干部的一種傳統方式。

這種方式的優勢是,可以對多個被考察對象進行比較、篩選。如果有人在會上有一點特殊的表現——比如經過精心準備,使用非常生動的語言做了一個既簡明又系統的發言,或是發言中有一兩句比較生動的警句或引用了幾句朗朗上口的群眾語言,他就可能給會議主持者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影響到他日后的使用和提拔

5 新方法 但中組部很早就意識到,僅靠談話了解干部,有其局限性。

“敢說真話的人少了,當地關系也復雜,考察工作進行起來很困難。”張全景在幾年前的一次采訪中告訴記者,組織部門也不想用錯干部,很多時候是考察不清,發現不出來。像貴州省原省委書記劉方仁、黑龍江省政協原主席韓桂芝的問題,過去就沒有考察出來。
1986年,為了更客觀、更科學地評價和選拔干部,中組部啟動了一項名為“干部工作新方法研究”的計劃。
王軍銜是當年中組部具體負責這項計劃的青年干部。他告訴記者,這是一個很龐大的項目,研究內容包括對干部能力素質的測評、考核干部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提高干部能力素質的方法,等等。
這個計劃吸收了當時即便在發達國家都非常前沿的心理學量表測試和計算機應用技術。“大跨國公司當時有的,我們都有。”王軍銜說。
80年代,中組部在培養后備干部時,已經用上今天很流行的案例教學。據王軍銜回憶,為了學習國外政府和企業在人事管理上的經驗,中組部曾數次以人事部的名義組織考察團出國出境考察,美國、瑞士、日本和香港等管理先進的國家和地區,都在考察之列。
1986年12月,中組部考察團在香港考察了瑞安公司。后者是較早引進美國“希氏人事管理制度”的公司。一位考察團成員在考察后寫道:他們對工作先進行崗位性質、難易程度、責任大小的分析,進而進行職位評估,再進而形成用人標準,制定薪酬政策等一套人事管理制度,很有借鑒意義。我越來越感到,人事管理絕對是一門大科學。

6 用人標準 2013年7月1日中共建黨紀念日前夕,習近平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提出了好干部的“五項要求”,即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

過去幾十年,中央頒布的用人標準在提法上出現過幾次大的變化,從建國初的“又紅又專”到“文革”后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再到之后的“德、能、勤、績、廉”和“德才兼備、以德為先”。
2014年,總計71項條款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頒布。
這一條例,對干部提拔做出了具體的硬性規定。比如,晉升縣長,需要5年以上的工齡和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大學專科以上文憑,以及在黨校接受過規定時間的培訓。
但這些規定又具有很大的彈性。條例同時允許,因特殊情況在提任前未達到培訓要求的,可以在提任后再補課;被認為是“特別優秀的年輕干部”,可以不論資歷得到提拔。
標準量化了,但核心仍然沒有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黨的忠誠。”中央黨校黨建部教授蔡志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張全景說:“首先,政治上必須是堅定的,要堅持黨性原則,要有正派的作風,要出于公心去工作。”
在忠誠的基礎上,還要結合各個時期黨的中心工作和具體任務來考察、選拔干部。中組部原部長賀國強在《怎樣當好組織部長》中提到,一個組織部長,必須自覺堅持在大局下行動,使組織工作始終服從服務于黨的中心任務。
建國之初,中組部提拔干部看重戰功與戰爭年代工作資歷。1963年,全國2074名縣市委書記中,76%參加過抗日戰爭,22%參加過解放戰爭,解放后參加工作的只有2%。
改革開放之后,技術型干部開始受到器重。到1988年,各省1655名正廳局級干部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的已超過半數,占56%;在5597名副廳局級干部中,這一比例更是達到64.6%。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中組部選中,進入了后備干部名單,其中的佼佼者日后還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
今天,中組部在選拔、培養接班人上,傾向于更重視那些有大局意識、有能力總攬全局的干部。
主政一方的履歷在干部的任用中所占的分量很重。在中組部工作期間的感受而言,那些位于“黨政主線”上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所謂主線干部,就是鄉、鎮、縣、市和省的黨政一把手。
在中組部看來,這些“主線干部”有大局觀,具備綜合處理各方面事務的能力和經驗。
這種能力和經驗,在越往后的提拔中顯得越重要。一位曾在中組部工作過的干部對記者說,事實上,中組部在提拔省部一級的干部時,很少考慮其專業背景。那些從基層干起、履歷比較完整的干部,更容易得到提拔。
不少干部之前對此并不理解。80年代初,一位被派往紡織部任職的干部還給中組部打報告,說專業不對口不去。
今天,這種認識已經逐漸被大家所接受。現任公安部部長郭聲琨,在被任命之前,并沒有干過一天公安,而是一名在國企浸淫多年的企業管理者。在中組部,不論是前任部長李源潮,還是現任部長趙樂際,在任該職前都沒有在組織系統工作的相關履歷。
中組部認為,掌控全局的能力和經驗,與專業沒有太大關系,必須在工作中培養和積累,尤其是經過基層的磨煉。
組織系統中流行著一句話:能管好一個縣,就能管好一個市;能管好一個市,才能管好一個省。現任國家副主席、中組部原部長李源潮曾引用古語“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于卒伍”,來強調基層經驗的重要性。
不過,有基層經驗的干部的比重現在似乎正在下降。2009年中組部的一項統計顯示,中央機關的司局級干部中,來自應屆高校畢業生的高達44.6%,而具有縣、鄉基層領導工作經歷的僅占12.5%。很多機關干部也因此被稱為“三門干部”——出了家門進校門,出了校門進衙門。
中國人事科學院研究員吳江在接受采訪時說,當前干部工作中,一個突出的問題是上下流動不暢,“基層干部上不來,機關干部下不去”。他告訴記者,由于片面強調學歷和年齡,很多有經驗的基層干部得不到提拔,缺乏上升的通道。
為扭轉這一局面,經中央批準,中組部2009年下發了文件,要求到2015年,中央機關和省級機關工作部門領導班子成員中,要有一半具有基層領導工作經歷;中央機關司局級領導干部和省級機關處級領導干部,要有三分之二具有兩年以上基層工作經歷。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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